澳洲學者調查中國獨生子女性格

本報駐澳大利亞特約記者李偉  本報記者劉揚、葛元芬

環球時報　第2928期　2013/1/12

　　澳大利亞四所大學學者對中國獨生子女性格的調查報告11日引起國際媒體的廣泛關注。刊登在美國最新一期《科學》雜誌上的該報告稱，通過對中國北京421名成年人的抽樣調查發現，1979年後出生的獨生子女一代 “互信程度較低、更傾向於規避風險、情緒上更為悲觀”，“這將對中國產生廣泛的社會和經濟影響”。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10日評論稱，中國的獨生子女受到父母的溺愛，被稱為“小皇帝”，經常被批評自私自利。對於澳學者的報告，牛津大學學者認為，該調查描述的現象並不一定完全是中國計畫生育政策的結果，而同很多因素有關。

　　據路透社報導，被調查的421名中國成年人出生於1975年至1983年間，一半出生於1979年計畫生育政策實施前，另一半出生於1979年後。據悉，調查對象都來自北京，均受到過良好的教育。研究人員認為，這些人極具代表性，在中國其他城市和人口中調查結果也會類似。英國廣播公司(BBC)10日報導稱，研究人員對這421人進行了一系列“經濟遊戲”測試。其中一個被稱為“信任遊戲”的項目規定：一名志願者會拿出錢給被調查者，被調查者可以選擇給一位匿名的夥伴多少錢，然後，匿名夥伴再選擇返還給志願者一些錢。澳洲國立大學教授孟昕說：“該遊戲第一考驗信任，即信任他人會歸還錢。二是誠信，他人信任你會還錢。計畫生育政策出台後出生的那些人明顯會拿更少的錢給夥伴，而夥伴則返還越來越少的錢給起初的志願者”。

　　BBC稱，其他的簡單測試和調查考驗了別的性格特徵，例如面對風險、競爭力、悲觀和樂觀傾向。結論認為，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導致的直接結果是這一代人更不願意選擇風險職業，如私人公司經理、股票經紀人、個體經營戶或自由職業者等，他們選擇風險職業的概率比1979年前出生的人低22.7%。論文作者之一的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教授卡梅倫說，比起政策出台前出生的人，政策實施後出生的人被認為“更多規避風險、更少互信、悲觀及競爭力較弱”，這會產生廣泛的社會和經濟影響。孟昕說：“在中國，存在一個普遍觀念---獨生子女一代人被慣壞、自私自利，他們不願埋頭苦幹。雖然這是一個普遍的觀念，但沒有人檢討過或提供確鑿的證據，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決定展開這項調查。”

　　CNN稱，1979年，為遏制人口迅速生長，中國制定了嚴格的政策，城市地區的家庭被限制只能生一個小孩。之後，中國經濟開始騰飛，人口增長率放緩，工資和生活水平大幅飆升。但現在，成長起來的中國獨生子女年輕人卻熱衷於尋找穩定的公職工作，不太可能成為新一代股票經紀人、創業者或高風險經理人。美國《時代》周刊10日評論道，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國家，同全球性大國地位相符，但其獨生子女政策從推行一開始就受到批評。孟昕稱，中國現在正重新考慮計畫生育政策，她希望這項調查能幫助中國政府做出決策。

　　也有學者對這份調查作出質疑，BBC11日引述英國牛津大學教授斯圖爾特‧威斯特的話說，調查顯示1979年前與之後出生的中國人在行為上差異很大，由此推斷所有這一切同推行計畫生育政策有關。“但問題是，這些數據還有許許多多的其他解釋和影響因素，如社會經濟環境、繁榮程度、營養和政治環境的變化等等。” 報導稱，獨生子女政策並非在中國各地嚴格執行，這一調查結果並不適用於中國的每個人。法新社11日稱，中國的計畫生育官員表示，如果沒有該政策，中國的人口將達到17億人。儘管存在獨生子女政策，但在中國廣大農村，如果頭胎是女孩，夫妻還能再生一個孩子，中國少數民族家庭也不受該政策限制。現在，中國多地允許獨生子女夫妻生育兩個孩子。

　　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11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說，中國國內也有很多對於獨生子女政策的研究，澳研究學者的一些指標和結論與國內的研究是接近的，和公眾長期形成的印象也是一致的。1979年之後出生的中國人是在新中國歷史上最富裕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對於他們性格的形成，獨生子女政策是一個很重要變量，但不是唯一的，在中國高速增長的環境下，社會產生了多方面的變量。

　　張頤武認為，澳研究小組得出的結論也不是中國獨生子女獨有的特性，而是全球高速增長的紅利所帶來的附帶效果。過去30年，全球的中產階級化越來越明顯，經濟高速增長和城鎮化引發的少子化並不只有中國有，日本和俄羅斯也非常嚴重，中國的計畫生育政策只是加劇了生育低潮的全球趨勢。這種情況的直接結果就是人的堅韌程度下降、吃苦耐勞精神下降、對於苦難的承受力下降，這不是中國獨生子女獨有的，只要富裕了，人就會出現類似變化。他認為，這種情形有利有弊。比如，中國的獨生子女對於藝術等創造性的工作更加敏感。獨生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很高，物質條件日益提高，這對於處於從製造業向創造性產業高速轉型的中國而言，可能會成為未來20年中國趕超美國的另一種人口紅利。